客户在十几年前入境美国，因害怕回到母国申请了政治庇护，随后被送上了移民法庭。客户聘请了第一位律师代理她的法庭案件，不料因第一位律师犯下了错误，导致客户被颁发了递解令。随后，这位律师代表客户对递解令向移民上诉委员会（BIA）提起上诉。谁知，这位律师未按照要求提交简要陈述，导致客户的上诉被驳回。客户的递解令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客户非常难过，但与此同时，客户与一位美国公民相爱并结婚，客户的丈夫非常希望能为客户申请移民、早日解决身份问题，好让这对新婚夫妻能一起留在美国生活。于是，客户和丈夫找到并聘请了第二位律师。但这第二位律师并没有按照正确的程序向BIA提交动议，并且该律师提交的动议也并不正确。第二位律师提交的动议也遭到了BIA的拒绝。客户的递解令仿佛是个永远“无解”的难题。

我们的客户在多年前持有旅游签证入境，入境后与一位美国公民结识并相爱，在经过六年的爱情长跑后修成正果，结为夫妻。为了能让客户合法地留在美国，客户的公民配偶为他递交了绿卡申请。不幸的是，客户收到了移民局的意向拒绝信。信中，移民官一一列举了客户在过去申请旅游签证时，在DS-160表格中提供的不实信息，并指控客人涉嫌签证欺诈。客户非常焦虑，赶忙来到李想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帮助。

我们将分享一个客户因缺席法庭被颁发递解令，在李想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撤销递解令，重新回到移民法庭程序上的成功案例。

客人2007年偷渡来美国，同一年收到上庭通知。于是，客人在移民法庭申请了庇护。2012年，移民法官拒绝其庇护申请，客人即使上诉到了移民上诉委员会（BIA）仍然被拒绝。其后，客人也上诉到巡回法庭，也被驳回了上诉。 后来，客人认识了美国公民配偶， 配偶为其提起了I-130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。由于客人是偷渡入境，即使案件能够回到移民法庭，也无法直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拿到绿卡。基于客人的情况， 我们建议客户先办理I-212豁免, 客户赞成我们的方案，在我们的帮助下提交了I-212豁免申请。四个月后，豁免顺利批准， 进入下一步的申请程序。

客户在移民法庭进行了I-589庇护申请、暂缓遣返申请以及《禁止酷刑公约》规定的救济。在法庭上，移民法官认为客户在法庭上的证词是不可信的，并且在拒绝了其救济申请后，移民法官向她颁发了递解令。于是，客户来到李想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，希望我们能帮助他对法官的决定提出上诉。

客户来到美国后，找了一位中介帮她申请政治庇护，不幸面谈没有通过，她的案件被转到移民法庭。这位中介帮她雇用了一位律师代理她移民法庭的案件。然而，这位律师并没有为她的法庭案件做好准备。当客户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时，律师告诉她，她不需要出席法庭。客户听信了律师的建议、没有出庭，结果她拿到了缺席递解令，被移民法官下令递解出境。客户的前律师为她提起BIA上诉，但是上诉程序并不符合移民法律的要求，她的上诉被驳回。在绝望中，客户联系了李想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。

我们的客户用他人身份入境美国后，因为曾在母国受到政府的迫害，向移民局申请了政治庇护，后来她的案件被转到了移民法庭。她的庇护申请遭到了法官拒绝，但是被颁发了暂缓递解令。后来，客户与美国公民结婚，希望获得婚姻绿卡，便来到李想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。

客户曾委托一家中介申请绿卡，不料申请遭到拒绝，并被下达上庭通知，而前中介并没有告知客户出庭日期，导致客人因缺席法庭背负递解令，在我们协助下，成功重新打开案件。

客人来美国近 20 年，虽然身负递解令近 17 年，在李想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，还是获得申请绿卡的资格。

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递解令重新打开的成功案例。客人由于缺席法庭导致收到递解令，前律师为其尝试重新打开被拒。然后该律师再因逾时提交BIA上诉被驳回。种种因素导致客人身负递解令多年。最后，在李想律师事务所团队帮助上，递解令得以打开，客人可以重回移民法庭审理过程中。

客户在她的 I-589 庇护申请、暂缓遣返申请以及《禁止酷刑公约》规定的救济遭到移民法官的拒绝后，来到李想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。我们发现，移民法官认为客户在法庭上的证词是不可信的，因为她曾在签证申请中提供了虚假信息。在拒绝了其救济申请后，随后移民法官向她颁发了递解令。